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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痛之后看温州:模式困境下的转型迷失
浏览次数:次   发布时间:2014-09-02 15:37:12

【温州七星乳品设备厂】谈及父亲目前的生意,温立原略有回避。在他看来,这已经只是媒体炒作的噱头了。
 
干过水泥匠、炒过瓜子,从做服装代理起家,再到有自己的品牌企业,温立原的父亲算得上“温州模式”的典型代表。
 
时过事迁,父辈们的传奇现已鲜有人效仿。“80后”温立原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
 
浙江大学本硕毕业,曾在北京律所工作,后因户口问题回到杭州,在投行工作过一段时间。如今的他是浙江省法院的一名公务员。
 
温州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30年来,国家经济结构在不断调整、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推进,但“温州模式”转型和温州创业精神的传承,却逐渐陷入停顿。
 
当年的温州模式渐行渐远,传奇能否得到延续?
 
成长的烦恼
 
和中国很多城市一样,迫切希望调整产业结构的温州,苦于找不到新的增长方向。
 
多年来,温州产业结构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其支柱产业局限在服装、皮鞋、眼镜、打火机、塑料制品等传统加工制造业。
 
同时,温州的中小企业数量比重依旧很高。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08年,温州企业仍以中小企业为主,多年来变化不大,亿元规模以上的企业比重仅占5.1%。
 
“‘温州模式’建立在低成本、低利润的基础上。而今,随着劳动力、土地、环保等成本的提升,外加人民币升值、利率不稳定等宏观政策影响,温州企业陷入了‘保市场还是保效益’的两难局面。”温州当地一位官员对《科学时报》记者表示。
 
这种局面的直接后果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温州的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被挤至浙江省末位。2010年GDP仅2925.57亿元,这一数值还不足美的和华为两家企业当年的营业额之和。
 
在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而不断倒闭的背景下,温州今年的形势无疑雪上加霜。温州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市前三季度GDP合计1993.40亿元,若想保持原有经济增势,四季度GDP要接近1000亿元。
 
“这是温州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困难的一年。”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如是形容。
 
流向和流量
 
真正把“温州模式”推到风口浪尖上的,是此次高利贷危机下的“企业老板跑路”事件。截至今年9月底,老板跑路的企业牵涉到至少近十家银行和数十家担保公司以及众多当地居民,涉及金额可能超过百亿元。
 
许红星在温州统计局一线工作多年,他观察到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温州今年上半年银行存款余额突破了7600亿元,而大部分中小企业却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只能选择利息很高的民间借贷。
 
但同时,温州人花钱依然大方。汽车、通讯器材、金银珠宝等弹性需求较强的发展型、享受型商品是温州人消费的首选。
 
“这说明温州并不缺钱。”周德文的解释是:“这种矛盾局面其实是金融体制滞后,造成资金与需要资金者无法对接的结果。”
 
一些采访对象指出,温州资本不是不想转型升级,不是不想投资,但体制障碍难以逾越,也找不到适当的方向。温州困境,需要解决的不是流量问题,而是流向。
 
一个明显的现实是,更多的民间资金流向甚至催生了一些暴利行业,温州人也被冠以“炒房、炒棉花、炒绿豆、炒大蒜、炒股权”的“恶炒”骂名。
 
根据温州人行支行提供的相关数据,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近11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40%。这其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而有20%左右,即220亿元又通过房地产企业融资被用于集资炒房。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中,除两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40多家制造业企业无一不涉足房地产开发,其中包括康奈、奥康、报喜鸟等知名制造业企业。
 
“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如果有正常的投资渠道和合理的回报率,资金不会流向那些暴利行业。”许红星认为。
 
创业精神消亡
 
当温州人的目光从实业转向短期炒作、金融等虚拟经济时,缔造“温州模式”的创业精神已开始衰落。
 
家人对温立原管得很松,唯独在婚姻问题上提出要求——对方必须也是温州人。
 
身边的朋友解释说,在温州人看来,这种联姻,能把“温州血统”里的商业基因和企业家精神延续下去。
 
而温立原却观察到,他所在的“温二代”圈子中,更多人将公务员等稳定职业作为就业首选,其中不乏精英人才。“虽然他们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连开车的油钱都不够,但这仍是首选。”
 
“这是价值取向的问题。第一代做得非常疲惫,当我们都看不到行业希望的时候,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传承。或者企业办得不错的温州人,会让自己的孩子干几年公务员。公务员经历有助于其经营企业,毕竟公务员的机会很难得。”一位温州本地人如是说。
 
“行业间利润的差距太大,愿意脚踏实地做实业的人越来越少”,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数据显示,2007~2010年间,中国企业前500强中近300家制造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只占500强总和的30%左右。而同一时期,工、农、建、中、交5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总和却占500强总额的27%左右。
 
温立原认为,父辈们靠苦力和投机赚到第一桶金,但由于知识水平不高,无法做到创新,后期很难有竞争力。外加整个中国的经济环境、市场配套体制都不是很好,在做企业的过程中,光应付政府部门就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受气又不赚钱,长此以往,资本流出是一种必然。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曾调研过温州中小企业困境,他强调,以实业精神和创业激情著称的温州企业追逐泡沫性投资,以至于出现资金链断裂的债务危机,这是在缺乏政府引导和支持下,市场“倒逼”企业转型出现的负面结果。而根治温州企业的债务危机需要重整实业精神。
 
方向的缺失
 
“虽然第一批温州商人已经到了快要退休的年龄,据我了解,很多人依旧在一线努力工作,不能否定这批人的奋斗精神。”一位温州官员表示,“只是,大部分温州人没有目标性,不知该往哪里走。”
 
“升级、转型,这些大家都知道,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政府帮助的是那些大企业。”在浙江赛王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建龙看来,这是在变相挤兑小企业。
 
浙江赛王在鞋业摸爬滚打了20多年,真正让企业活下来的,是和几个合作伙伴,坚持做专卖店的经营模式。“想过转型,也自己掏钱学习过企业管理的课程,现在看来,这些对中小企业来说都是白搭。”余建龙感叹。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强调,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哪些要限制和控制发展,哪些要支持发展,这些产业政策需要明确和明白。
 
许红星指出,在温州,大企业转型早就开始起步,中小企业没办法才走传统老路。
 
在他看来,企业转型升级需要具备资金、人才、政策环境、企业经营者自身素质等多种因素。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中小企业缺乏技术人才、企业老板对新兴行业缺乏了解,这些都是制约因素。
 
“高科技需要高投资,传统企业现在保本微利,做原有项目都勉强维持,盲目涉足新领域很容易把自己套进去。信泰集团就是例子。”许红星苦笑道。
 
“中科院肯定会有很多好项目,你帮我留意下吧。”当《科学时报》记者问余建龙对选择项目的考量标准时,他说:“投得起的、国家政策支持的、大势所趋的,最好是我对这个行业有一定了解的。”
 
他停顿了下说:“不懂也可以,重要的是能让我看到未来,看清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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